兔國流水帳

最近歐洲很不寧靜，法國的恐怖攻擊、比利時的爆炸案、就在剛剛，朋友傳來簡訊「一切都好嗎？地鐵剛才火燒車，二十幾輛救護車停在地鐵站，但已經證實不是恐怖份子所為。」這條地鐵線是我常常上下班通勤時坐的，而今天剛好沒有上班。
什麼時候開始，死亡離我們這麼近，這麼近。住在歐洲的我，曾經是在世界上最安全的一塊大陸上，什麼時候開始，每天可以繼續活著，早上醒來可以看見今天的太陽，變成是超大的恩惠，超幸運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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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obello的巷弄中，有著一排排近1500個這種石灰石小屋Trulli，每一個屋頂尖端有不同造型，屋簷石灰石板上也會畫上每年不同的期許)
我一向覺得現代人可以用金錢買到時間的現象很神奇，但是或許太過簡易，人們並不特別的珍惜。前一陣子突發奇想，想用大量的酒瓶軟木塞做浴室的地板，小小的浴室計算起來竟然需要六七千個軟木塞才能完全的覆蓋。我想我這輩子大概喝不了那麼多，收集不到這樣龐大的數量，便上網搜尋了一下。網路上賣的東西真是無奇不有，一位老先生收集超過三十年的酒瓶軟木塞，用一個比我還高的紙箱裝著，八十歐元賣給了我。我拖著這個紙箱回家的路上，有一種奇異的感覺。老先生收集了大半輩子的酒瓶塞，想要傳給孩子的時候沒有人有興趣。這些別人眼睛中的垃圾，在老先生心裡大概是一輩子的回憶。為每一個特殊場合所開的香檳，與妻子共進晚餐的家常紅酒，慶祝孩子大學畢業的滿足與欣慰，每一個聖誕節家族聚會的熱鬧談笑，六七千個回憶的片段 ， 全裝在這個沉重的紙箱裡，被一個從地球的另一邊來的外國人，給買走了。
剛剛開始想像新家的佈置時，雖然近年來我已經不再練習鋼琴，但是一個溫馨的家的畫面，對從小鋼琴主修的我來說，一架三角鋼琴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我開始努力存錢，可是竟然機緣之下，在拍賣網站上跌破眼鏡的低價讓我找到一臺1890年代製造的，貝森朵夫的鋼琴。想要脫手的是一個德國中年人，他表示家裡沒有人會這個東西，一台鋼琴霸佔了客廳大部分的位置，十分礙眼。於是為了擺脫這個歷經四代，家族擁有的龐然大物，不惜賤價出售。
1890年，布拉姆斯剛剛宣布退休不再做曲，不到一年之內受到豎笛家Richard Mühlfeld音樂會的感動，忍不住動手譜曲了經典的兩首豎笛奏鳴曲，至今還是豎笛與中提琴的重要曲目。1890年，年輕的西貝流士在柏林讀書，現場看到漢斯‧馮畢羅指揮柏林愛樂以及傳奇的姚阿幸四重奏演出貝多芬與舒伯特的四重奏。1890年梵谷剛住進法國南部聖雷米的療養院，成天對著旋轉的玉米田與橄欖樹，試圖走出腦中的困惑。
我客廳中的鋼琴經歷過這個時代。
這或許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價值觀，但是竟然用金錢買的到的時間，對我來說是既幸福又惋惜的感覺。
放眼看去柏林市區裡，有許多六七零年代，戰後為了民生需要，快速建立的建築物。一格一格的高樓大廈，制式化的格局，毫無用心的外觀，如養雞槽般的公寓，速度之快，數量之多，似乎是想把過去的痕跡盡速地抹去。
1945年德國投降之後，柏林基本上只剩下廢墟。許多歷史的紀錄影片慘不忍睹，讓人非常難以相信這是今日如此繁華的首都。戰爭結束了，生活卻得繼續。為了讓人們有一片遮天避雨的屋簷，六七零年代注重快速，經濟，實用的民房建築風格，便如雨後春筍般的大量製造。這大概也是那個年代人們心理的寫照，中國人說，衣食足而知禮節，當時的柏林，衣食不足而不識美學。
這些對我而言醜陋異常的建築體，許多都列在歷史遺跡的保護名單之內，不能隨意地更動其外觀。屋主即使要變更室內規格設計，都要經過嚴格的考察與政府核發的許可證。我不禁懷疑，這一段人類社會為了經濟、方便而建築的背景下所遺留的歷史腳步，該不會是政府為了要警悌大家美學的負面教材，而特意不許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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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個壞習慣，會自我解讀別人沒有說出口的事情。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沉默是我唯一認識的溝通方式。當我感覺受傷的時候，生悶氣，冷戰，甚至說狠話斷絕關係，完全關閉交流的大門，覺得這樣別人就沒有機會再來讓我傷心。幾天下來不說話的低氣壓，覺得被傷害卻倔強不願先開口的抑鬱，在心中反覆咀嚼的負面情緒，對我來說，是自己對自己一種不發聲的言語暴力。漸漸地，我對別人的不表態也非常的害怕。當別人不表達意見的時候，我的腦子裡便會取出以前的記憶，沉默對我的意義。我開始質疑對方是不是不贊同，或是我做的不夠好，總之自己詮釋一大堆別人沒說，有時候根本沒發生的情形。
你有沒有遇過這種人，跟他說什麼都雞同鴨講，你跟他說東他扯到西，講一個主題又常常跳針，每一段對話最後都是以「你這個人很難溝通耶」做結論的情形？我們在做溝通的時候，背後有大量的，從前的記憶在搞鬼，而我們常常不只是對當下所聽到的做回應。當某些特定的字被說出來或類似的情境發生時，我們其實下意識地會啟動那個字背後龐大的感知經驗，引發各種與現狀無關的情緒或直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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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 Fischer是一個有著各式各樣奇特想法的指揮,他的其中一個新奇的點子,便是 "置身其中音樂會系列"。
點選連結可以看到Arte為這個音樂會所做的特輯,使用多台攝影機放置在樂團與觀眾之間,並使用了全球第一部360度攝相機,觀眾不再是被動的接受音響,而轉換成影片與音效的參與者：http://concert.arte.tv/de/mittendrin
觀眾與團員隨機分散坐在約八百平方米大的音樂大廳中,團員的四面八方坐著充滿好奇與期待新體驗的聽眾。
音樂中同時發生的種種,隱藏的旋律,支撐的和絃骨架,保持動線的流動節奏,不再是從由聖殿般的舞台上一股傳來,而是發生在聽眾的周圍。由選擇的位置不同聽到的也是不同的線條,打破現代音樂廳所追求的''坐在哪個角落都有相同的音效''的概念。
對團員來說當然是一大挑戰,第一個當然是與指揮的距離增大,其中還不乏許多''障礙物''(聽眾)。與同聲部團員打散,傳聲因為距離的關係,第一大難題就是''時間差''。當我們聽到音樂時,其實該發聲的時間點已經過了。這時候要如何打破樂團音樂家的''求生本能''絕對不能是第一個出聲的,就是信任與自信的大考驗。由於聲部隊友座位距離遙遠,每個人遵循指揮棒下了就拉的原則,才能讓樂團不解體。但 ''下了就拉''在這情形換句話說就是你拉的比你聽到的早。''置身其中''的我們,感覺像是在開獨奏會。
Fischer作為我們的樂團總指揮,我覺得這一系列的音樂會是很好的訓練。全神專注去理解指揮在手勢之間的韻律而去抓時間點,來決定我發聲的時間,最基本的是要建立指揮與團員的互信。
另外也讓我體會到一件事,所有的事都是相對論。對每個團員及坐在我週遭的聽眾來說,我是拉早了。但對三十公尺那頭的觀眾而言,我的聲音傳到時卻有可能還是晚了。時間點不再有那麼明確的對錯,有可能對那些選擇坐樓上不跟我們攪和的聽眾而言,整體的音效卻是在一起的。重要的是減少樂團演奏中對聽覺的依賴而去遵循更高的指導原則-相信自己對指揮在律動間傳達的內在韻律的理解。
音樂會後與聽眾聊天,一位男士對我們說如果一生中有些特別的日子你會記得,今天便是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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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生在約莫70年前，離布拉格約一小時車程的波蘭小城Theresienstadt（泰瑞西恩城）1941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俗稱納粹）開 始將這個原本有3000人口的小鎮，規劃為猶太人集中區，自1942年起，納粹落實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開始將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丹麥，荷蘭各地 的猶太人送往泰瑞西恩城，做為送猶太人前往最終屠殺集中營的中繼站。
1941-1945年，約十四餘萬猶太人被送往該區，八萬八千三百餘人被轉繼送往其他集中營之屠殺場，其他1500餘人在俄國紅軍解放集中營後不久即死亡，十四萬人中，只有兩萬餘人存活。
在集中營內的猶太人被放任自生自滅，沒有食物，水，衣物，醫療及衛生設備。想要存活下去每日必須對抗飢餓，疾病，擁擠而惡臭的空間，人間煉獄般的衛生設備，親衛隊(SS)每日的暴力相向更意味著時時刻刻的死亡威脅。
在這群被上天所遺棄的猶太人中，不乏當時聲望極高的藝術家，科學家，他們開始秘密地在每日毫無人道的義務勞動後，安排音樂會，文學講座，戲劇表演，甚至成 立了一個自組的圖書館。1942-1944年間，猶太人鋼琴家Rafael Schächter 集結了其他的囚犯，在每日下工後，排演威爾第的安魂曲。靠著一份偷渡來的樂譜及一台破舊的小鋼琴，在惡臭潮溼的馬廄地下室，開始了他的合唱團排練。當排練開始時，他們或許不能忘記，卻可以試著將現實的苦難推向思考的角落。當他們開口唱，他們可以假想自己自由地在布拉格的音樂廳中高歌，而讓這群「必須羞恥地身為猶太人」的囚犯，能有存活的希望與一點尊嚴。
這個合唱團迅速地集結了150人，Schächter 一個音一個音的教授他的團員，而其中也因為團員陸陸續續地被送往其他集中營殺害，他必須不斷地替補新的歌者。一開始為秘密進行，因為音樂在集中營內是被禁止的。漸漸地只要這些人不惹是非，納粹也不加以干涉。Schächter與他的團員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在集中營內演出了十六次威爾第的安魂彌撒！然而納粹所給予的容忍不是沒有原因的，隨著地下文化活動的活躍，納粹決定利用這個現象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強迫當時著名導演Kurt Gerron拍攝宣傳影片，片中Theresienstadt集中營一片和諧，孩子嬉笑，老人們在花園中種花，多元的文化活動。死亡列車出發前的逗號頓時 成了納粹塑造出來的猶太人渡假天堂。當然，導演Gerron及相關被迫投入拍攝的人員也在影片完工後，失蹤。
這場彌天大謊的高潮在1944年登上高峰，丹麥國王在同意解押丹麥境內470個猶太人往Theresienstadt後，要求透過紅十字會代表團審查猶太人集中區的生活。納粹答應了，同時也即刻進行了大規模的美化措施，把部分的集中營打造成和平小鎮的氛圍。1944年6月23日紅十字代表團來訪，在納粹高官的陪同下，Schächter被要求與他的合唱團獻唱。Schächter對著團員說，「門就在那裡，你如果覺得我們對著我們的敵人，對著施予我們如此暴行的人歌唱，是錯的，那你現在就可以自由的離開」。而沒有人，退出了演出。當時他們只剩下了60名歌者，第一次，Schächter能對施予他們如此慘無人道的暴行的納粹高官，對著他們的眼睛，唱出他們不能說出的痛與不解，呐喊出他們的疑問與訴求。藉由安魂曲中強烈的字眼唱出他們渴望的解脫與審判的到來，唱出他們的疑惑，公義何在，人道何在？歌唱不是娛樂，而是代替所有「不可說」的媒介。是讓歌者逃避忘卻日間種種不公的對待，飢餓，病痛，寒冷，即將到來的屠殺，恐懼。是的，恐懼在空氣中漫延， 饞蝕著每個人的神經。一批一批消失的囚友，音迅全無的親人，每日毫無預警的槍響與死亡...在音樂中，他們終於找到一點力量與尊嚴，讓他們相信自己還是個 「人」。
可惜紅十字會的代表團並沒有理解到他們的訊息，沒有理解到，這群猶太人，唱著「安魂彌撒」的意義。這是這群人的離別之歌，是他們對世界最後的呐喊與求援。 代表團在茶點後滿意的離開了，對外界擔保了集中營的品質，並放棄了繼續參訪其他波蘭集中營的行程，包括Auschwitz(奧斯威辛集中營，估計超過一百萬猶太人喪命於此）。四個月後，Schächter及他的歌者們也被送往Auschwitz，大部分人死於毒氣室，Schächter本人則在1945年納粹最後戰敗前的徒步遷徙（俗稱死亡行軍）中喪命。
美籍指揮Murry Sidlin將這段歷史穿插著倖存者之回憶錄，投影紀錄影像及照片，三個文字片段由兩位演員與指揮述念，及Verdi Requiem威爾第安魂彌撒結合成 Defiant Requiem這個戲劇作品，昨日在德國柏林猶太博物館的支持下，由Konzerthaus Orchester演出樂團部分，在德國柏林首演。
第一次在排演中我無法自制地不斷拭淚，第一次在音樂會結束後我只想找一個無人的角落痛哭一場。音樂會結束時團員們一個個默默離場，這場紀念這群人這段歷史的音樂會沒有掌聲落幕，伴隨著投影幕上一個個氣若游絲的身體被擠入火車車廂，踏上他們的最後一程。
指揮Sidlin除了要紀念Schächter當時排除萬難，堅持救贖囚友們靈魂的勇氣外，在排練中也不斷地申述著他的理念，音樂能表達語言不可說的部分，能夠安撫受傷的心靈。在種種我們甚至無法想象的苦難下，音樂能給我們力量與希望，而音樂家有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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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覺得自己長的很矮，每天晚上做盡各種跳躍伸展，奇奇怪怪的動作來想辦法增高。身高沒有增長多少，力氣倒是白費了許多。現實，從來都不會是我們想像中的樣子，而我們總是對事情有更好的看法。如果我再瘦一點，再長高一些，彷彿我們確實知道，什麼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
而真實是，事情必須是如此，它的必然發生與現狀其中有我們的需要。即使有的時候與我們的想像不同，或者脫於常態，裡面仍有我們該去感激，學習如何去享受的那一面。我相信我們生命中遇到的所有狀況都是在讓我們學習如何處理問題的能力，還有自我探索的課程。
我和我的先生因為在不同國家工作是遠距離關係，由於這不是一個常見的婚姻狀態，所以我也常常碰到，充滿同理心的朋友們，面帶擔憂地問我們的近況， 是否有所「改善」。我當然也盼望過一個「正常」的婚姻。其實從一開始我們交往，就從來沒有住在同一個國家過。遠距離並不是新出現的狀況，但是我一直期望這個「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很困擾，我們相聚的時候快樂是那樣的強烈，必須分開時我的失落也有對等的振幅。每次的聚散我都覺得心在被拉扯，他走的時候，我一半的心也被帶走。我浮著，空著，飄著過日子，等待著下一次他的出現我的人生再度被快樂填滿。
當時的男朋友，現在的老公的工作在芬蘭的樂團，我也嘗試過從德國換到那裡工作。二月的芬蘭零下二三十度，每天穿著三件褲子加滑雪褲，全身包得像米其林寶寶，還是覺得冷得不想動。那個時候我不會半句芬蘭語，我們的房子在離市區車程ㄧ小時的鄉下，去哪裡都得要開車，而我還沒有歐盟的駕照。我沒有自己的朋友，所有的人際網路全是他的生活圈，他變成我與世界唯一的橋樑。芬蘭人普遍英語都很好，基本的生活其實並不是問題，我在場的時候朋友們也都很有禮貌地用英語溝通。但是每天幾個小時的樂團排練裡，連珠炮般的芬蘭語轟炸，好心的同事用非常簡潔的英文幫我翻譯，指揮五分鐘的詮釋就被簡化為「這裡拉小聲」，「沒關係，不是在說我們」等等。我必須要假裝鎮定，不能讓同事看出我的慌張，我的恐懼，我的迷失，我頓時又跌回了那個，什麼都聽不懂，去哪裡都要人照顧的，無助的孩子。
我每天下班都大發脾氣，抱怨芬蘭樂團的紀律不如德國，這個禮拜指揮的素質很差等等，三天一大哭，五天一大鬧。我覺得自己怎麼變成一隻野獸，所有負面的想法不斷的從我的腦子裡面倒出來。直到寫文章的這一刻我才明白真正的原因。對當時的我來說，為了一個男朋友，要我放棄我在德國的工作，那個在這片土地上，唯一抓住我的根，我這輩子的努力唯一能說的出來的具體成果。一切從頭再來，回到我剛出國的時候，人生只剩下一個行李箱的原型。我做不到，我沒有那個勇氣，把自己繫在一根繩子上，往沒有退路的未來裡跳。
表演藝術是心理狀態最現實的描寫，赤裸裸的，讓人無所遁形。參加正式職員面試的時候，即使我不想讓人知道，透過音樂，聽眾自然也感覺得出來，我並不想要留在這裡。面試時站在我面前的，不是評審的樂團團員，而是我心裡面最害怕的，一切從零開始的記憶。我沒有跨過去，面試沒有被錄取。
回到德國之後，我開始想要買房子。這又是另一個心酸的故事，不過我們留著下次再說。我用這幾年工作的薪水加上貸款，買了我人生的第一個房子。在音樂會的工作結束之後，回到黑漆漆的家，沒有一個人等著我的黑夜裡，是何等的失落。剛搬到鄉下新家的時候，對周圍的環境還沒有安全感。住慣大城市的我，一開始不習慣鄉下沒有人煙，令人窒息的安靜。我們的房子緊鄰著一大片保護區，夜晚的時候回家的路上大約有兩公里是沒有路燈，伸手不見五指的原始森林。那時候我還沒有取得德國駕照，對外交通全靠一小時一班的公車。我下班回家的時候鄰居們的房子總是暗暗的，我很懷疑這附近晚上到底有沒有住人。音樂會之後我總是狂奔如牛，因為我不能錯過回家的最後一班公車。有一個冬天晚上外面下著雪，洗澡洗到一半熱水器壞掉。我滿腔怒火，冷得打哆嗦。勉強沖完澡，呆坐在樓梯口，我委屈地大哭了起來，不能相信我究竟把自己丟進什麼樣的情況裡。我明明有一個伴侶，卻什麼都得靠自己。當我哭完一回合，大概是樓梯間的迴音太大，沒見過面的鄰居太太在門口探了探頭，大概是確認一下家裡沒發生什麼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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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時候，和幾個對文字有興趣的朋友有交換筆記的習慣。每天隨手多愁善感、無病呻吟地記下一些小的句子，常常為了選一個適當的字，在腦子裡面不斷地琢磨。當在思路裡面數以千計的詞彙中萬中選一地找到那個對的感覺的時候，心裡面的滿足與喜悅，實在很難用言語來形容。
在國外生活的這十幾年之間，使用的德語從零開始。當語言的功能降低為基本的求生工具，一切只求聽得懂、被聽懂的時候， 人所習慣的安全感與自信會被連根拔起。對我來說最困難的是理解外文中的口語、粗話、地區的諺語還有別人開玩笑的笑點。用德文講笑話的時候，朋友們不知道什麼時候該笑；而當同事講一些小小相關語的詼諧的時候，透過解釋才能理解的風趣也變質了。我開始漸漸的懷疑自己是不是沒有幽默感，或是在腦筋方面特別的笨拙。這些語言學校不會教的，高等德語與正字法以外的，從生活中共同的經驗所衍生出來的溝通系統，其實是人與人產生親近與認同感的根源。有的時候是同年代的人小時候所看過的影集，有的時候是當下正紅的廣告用詞。總之是外國人上補習班也補不來的生活記憶。
有一次我回到台灣的時候坐在捷運上，後面的一群人嘰嘰喳喳地談笑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我突然認知到，有一個用半隻耳朵聽，不用思考就可以理解的語言，對生活來說是多大的減壓。 德國的生活不像台灣這樣的便利，許多在台灣打一通電話就服務到府的雜事，德國人都親自動手。還記得有一次我到教授家上課的時候，看到身為柏林愛樂團員的老師，竟然親手在那裡敲敲打打組裝家俱。我自已學生時代的時候，當然更捨不得付上昂貴的工時來請人代勞。一開始定居德國的那些日子，牽電話線，戶口登記，申請銀行帳戶等這些基本的求生技能，因為語言的轉換變成巨大的任務，有時候也意外地釀成戲劇性的災難。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用德語與人爭吵的時候，心中竟然有一種驚喜。原來表達自己的不滿，需要具備某種程度以上的語言能力。
語言當然是可以後天來學習，很多人的第二外語也說得「像」母語一樣好。但是對我來說，外文在形容情感上，很難觸碰到一個語言的核心，去完整地闡述心中的意像。舉ㄧ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幸福」、「快樂」、「高興」這些詞彙，意思都相近，意涵卻有些微的不同。幸福這個字裡面，稍微甜滋滋的味道，常常跟家人或愛情有關，在我心中的畫面，大概就是媽媽穿著圍裙在廚房做飯的樣子。但是這種感覺，用英語的happy來形容就非常的無力，完全失去了它的甜度與親密感。再舉另外一個例子，我要如何翻譯「孝道」這樣的辭彙？我可以在字典中找到正確的對應，但我對這個字的外語沒有記憶，我沒有辦法真正確認這個字敘述了多少我所讀過的，經歷的家庭與文化、社會背景。要如何用翻譯的單字來詮釋一個哲學的概念？要如何用翻譯來解釋我們從小到大的對於「孝道」的記憶？反過來說，我可以從字典裡面知道，這個教堂屬於「本篤會」，或是「希臘正教」。但是這個翻譯的單字對我來說是空的，沒有整個宗教史的認識做支持，語言就只能淪落到筆劃的湊集，或是字母的排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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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義Puglia普利亞省首府Bari下了飛機後，我們便直接開往古城Matera。從柏林飛往Bari的飛機寥寥數人，可以看出觀光客對南義東岸旅遊的冷淡。二月初的義大利竟有18度的高溫，暖暖的冬日下我們開上空蕩蕩的公路，大約一個多小時便可以到達Matera。
Matera所屬的 Basilicata省因為少雨，農產不盛，畜牧業也受限於牧草不豐，加上地勢多山，對外交通不便，是一個一向貧瘠而相對發展落後的省份。人們堅毅求生的韌性，便在這坑坑洞洞的山壁上刻畫了下來。
Matera的舊城區叫Sassi，是石頭的意思。坐落在Gravina河岸的山丘上，由Sasso caveoso及Sasso barisano兩個部分組成。漫步其中可以深刻的感受人文與自然資源和諧的結合，所有的居所建材皆以當地石材，配合自然條件建構。人類遺跡可以一直追溯回舊石器時代，山城依勢而築，錯綜的石板小路便上下左右地交織穿越在山坡上房舍之間。說是房舍，還不如說是山壁鑿空的洞穴來得貼切。這裡的人們以洞為居，1945年Carlo Levi 在小說 Christ stopped at Eboli (基督止步埃波利)中對看到這裡的生活大感驚訝。從義大利北部被放逐的Levi 對南部生活素質的低落，糧食不足，醫療設備缺乏等問題落筆成書，也讓世人逐漸看到義大利南北資源巨大的差異。
今日的Sassi已經不是那個被上天遺棄的醜小鴨，保存完整的洞穴居生態反而變成了此地觀光的賣點，石板巷弄錯綜地標示著遊客徒步路線的標誌，走著走著總從我意想不到的小巷中鑽出。許多電影的場景都選擇在這裡拍攝，最廣為人知的則是2004年Mel Gibson的耶穌受難記。Sassi舊城及週邊8000公頃超過150個石窟教堂遺跡的國家公園，繼199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遺產後，Matera更被選為2019年的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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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次搭乘西班牙國航Iberia從柏林飛往里斯本的班機，我們把在馬德里轉機的時間拉到最長，而有將近一整天在馬德里市區觀光的時間。
很幸運的在網路上找到一篇國家地理頻道提供的馬德里老城散步地圖，讓我們有一個非常飽足(?!)的馬德里一日遊，想要認識馬德里又沒有太多時間的朋友們不妨可以當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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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是一個來越多次，待越長時間，越會發現這個城市好美的潛力股。跟歐洲其他主流觀光都市不同，哥本哈根的市容，很少讓人有驚艷地拿起相機的衝動。她的美，具體地來說是一種生活態度。來到哥本哈根的人，大概第一個會注意到的是街道上大量的腳踏車。哥本哈根市中心有346公里的腳踏車道，50%的上班族不分四季晴雨，以腳踏車通勤，每天這個城市居民的總”腳踏量”高達120萬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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