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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生在約莫70年前,離布拉格約一小時車程的波蘭小城Theresienstadt(泰瑞西恩城)1941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俗稱納粹)開 始將這個原本有3000人口的小鎮,規劃為猶太人集中區,自1942年起,納粹落實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開始將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丹麥,荷蘭各地 的猶太人送往泰瑞西恩城,做為送猶太人前往最終屠殺集中營的中繼站。
1941-1945年,約十四餘萬猶太人被送往該區,八萬八千三百餘人被轉繼送往其他集中營之屠殺場,其他1500餘人在俄國紅軍解放集中營後不久即死亡,十四萬人中,只有兩萬餘人存活。
在集中營內的猶太人被放任自生自滅,沒有食物,水,衣物,醫療及衛生設備。想要存活下去每日必須對抗飢餓,疾病,擁擠而惡臭的空間,人間煉獄般的衛生設備,親衛隊(SS)每日的暴力相向更意味著時時刻刻的死亡威脅。
在這群被上天所遺棄的猶太人中,不乏當時聲望極高的藝術家,科學家,他們開始秘密地在每日毫無人道的義務勞動後,安排音樂會,文學講座,戲劇表演,甚至成 立了一個自組的圖書館。1942-1944年間,猶太人鋼琴家Rafael Schächter 集結了其他的囚犯,在每日下工後,排演威爾第的安魂曲。靠著一份偷渡來的樂譜及一台破舊的小鋼琴,在惡臭潮溼的馬廄地下室,開始了他的合唱團排練。當排練開始時,他們或許不能忘記,卻可以試著將現實的苦難推向思考的角落。當他們開口唱,他們可以假想自己自由地在布拉格的音樂廳中高歌,而讓這群「必須羞恥地身為猶太人」的囚犯,能有存活的希望與一點尊嚴。
這個合唱團迅速地集結了150人,Schächter 一個音一個音的教授他的團員,而其中也因為團員陸陸續續地被送往其他集中營殺害,他必須不斷地替補新的歌者。一開始為秘密進行,因為音樂在集中營內是被禁止的。漸漸地只要這些人不惹是非,納粹也不加以干涉。Schächter與他的團員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在集中營內演出了十六次威爾第的安魂彌撒!然而納粹所給予的容忍不是沒有原因的,隨著地下文化活動的活躍,納粹決定利用這個現象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強迫當時著名導演Kurt Gerron拍攝宣傳影片,片中Theresienstadt集中營一片和諧,孩子嬉笑,老人們在花園中種花,多元的文化活動。死亡列車出發前的逗號頓時 成了納粹塑造出來的猶太人渡假天堂。當然,導演Gerron及相關被迫投入拍攝的人員也在影片完工後,失蹤。
這場彌天大謊的高潮在1944年登上高峰,丹麥國王在同意解押丹麥境內470個猶太人往Theresienstadt後,要求透過紅十字會代表團審查猶太人集中區的生活。納粹答應了,同時也即刻進行了大規模的美化措施,把部分的集中營打造成和平小鎮的氛圍。1944年6月23日紅十字代表團來訪,在納粹高官的陪同下,Schächter被要求與他的合唱團獻唱。Schächter對著團員說,「門就在那裡,你如果覺得我們對著我們的敵人,對著施予我們如此暴行的人歌唱,是錯的,那你現在就可以自由的離開」。而沒有人,退出了演出。當時他們只剩下了60名歌者,第一次,Schächter能對施予他們如此慘無人道的暴行的納粹高官,對著他們的眼睛,唱出他們不能說出的痛與不解,呐喊出他們的疑問與訴求。藉由安魂曲中強烈的字眼唱出他們渴望的解脫與審判的到來,唱出他們的疑惑,公義何在,人道何在?歌唱不是娛樂,而是代替所有「不可說」的媒介。是讓歌者逃避忘卻日間種種不公的對待,飢餓,病痛,寒冷,即將到來的屠殺,恐懼。是的,恐懼在空氣中漫延, 饞蝕著每個人的神經。一批一批消失的囚友,音迅全無的親人,每日毫無預警的槍響與死亡...在音樂中,他們終於找到一點力量與尊嚴,讓他們相信自己還是個 「人」。
可惜紅十字會的代表團並沒有理解到他們的訊息,沒有理解到,這群猶太人,唱著「安魂彌撒」的意義。這是這群人的離別之歌,是他們對世界最後的呐喊與求援。 代表團在茶點後滿意的離開了,對外界擔保了集中營的品質,並放棄了繼續參訪其他波蘭集中營的行程,包括Auschwitz(奧斯威辛集中營,估計超過一百萬猶太人喪命於此)。四個月後,Schächter及他的歌者們也被送往Auschwitz,大部分人死於毒氣室,Schächter本人則在1945年納粹最後戰敗前的徒步遷徙(俗稱死亡行軍)中喪命。
美籍指揮Murry Sidlin將這段歷史穿插著倖存者之回憶錄,投影紀錄影像及照片,三個文字片段由兩位演員與指揮述念,及Verdi Requiem威爾第安魂彌撒結合成 Defiant Requiem這個戲劇作品,昨日在德國柏林猶太博物館的支持下,由Konzerthaus Orchester演出樂團部分,在德國柏林首演。
第一次在排演中我無法自制地不斷拭淚,第一次在音樂會結束後我只想找一個無人的角落痛哭一場。音樂會結束時團員們一個個默默離場,這場紀念這群人這段歷史的音樂會沒有掌聲落幕,伴隨著投影幕上一個個氣若游絲的身體被擠入火車車廂,踏上他們的最後一程。
指揮Sidlin除了要紀念Schächter當時排除萬難,堅持救贖囚友們靈魂的勇氣外,在排練中也不斷地申述著他的理念,音樂能表達語言不可說的部分,能夠安撫受傷的心靈。在種種我們甚至無法想象的苦難下,音樂能給我們力量與希望,而音樂家有其使命。

七十年前,他們為了要忘卻而唱;而今日我們因拒絕遺忘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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