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國流水帳

最近歐洲很不寧靜，法國的恐怖攻擊、比利時的爆炸案、就在剛剛，朋友傳來簡訊「一切都好嗎？地鐵剛才火燒車，二十幾輛救護車停在地鐵站，但已經證實不是恐怖份子所為。」這條地鐵線是我常常上下班通勤時坐的，而今天剛好沒有上班。

什麼時候開始，死亡離我們這麼近，這麼近。住在歐洲的我，曾經是在世界上最安全的一塊大陸上，什麼時候開始，每天可以繼續活著，早上醒來可以看見今天的太陽，變成是超大的恩惠，超幸運的感覺。

(Alberobello的巷弄中，有著一排排近1500個這種石灰石小屋Trulli，每一個屋頂尖端有不同造型，屋簷石灰石板上也會畫上每年不同的期許)

我一向覺得現代人可以用金錢買到時間的現象很神奇，但是或許太過簡易，人們並不特別的珍惜。前一陣子突發奇想，想用大量的酒瓶軟木塞做浴室的地板，小小的浴室計算起來竟然需要六七千個軟木塞才能完全的覆蓋。我想我這輩子大概喝不了那麼多，收集不到這樣龐大的數量，便上網搜尋了一下。網路上賣的東西真是無奇不有，一位老先生收集超過三十年的酒瓶軟木塞，用一個比我還高的紙箱裝著，八十歐元賣給了我。我拖著這個紙箱回家的路上，有一種奇異的感覺。老先生收集了大半輩子的酒瓶塞，想要傳給孩子的時候沒有人有興趣。這些別人眼睛中的垃圾，在老先生心裡大概是一輩子的回憶。為每一個特殊場合所開的香檳，與妻子共進晚餐的家常紅酒，慶祝孩子大學畢業的滿足與欣慰，每一個聖誕節家族聚會的熱鬧談笑，六七千個回憶的片段 ， 全裝在這個沉重的紙箱裡，被一個從地球的另一邊來的外國人，給買走了。

我有個壞習慣，會自我解讀別人沒有說出口的事情。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沉默是我唯一認識的溝通方式。當我感覺受傷的時候，生悶氣，冷戰，甚至說狠話斷絕關係，完全關閉交流的大門，覺得這樣別人就沒有機會再來讓我傷心。幾天下來不說話的低氣壓，覺得被傷害卻倔強不願先開口的抑鬱，在心中反覆咀嚼的負面情緒，對我來說，是自己對自己一種不發聲的言語暴力。漸漸地，我對別人的不表態也非常的害怕。當別人不表達意見的時候，我的腦子裡便會取出以前的記憶，沉默對我的意義。我開始質疑對方是不是不贊同，或是我做的不夠好，總之自己詮釋一大堆別人沒說，有時候根本沒發生的情形。

你有沒有遇過這種人，跟他說什麼都雞同鴨講，你跟他說東他扯到西，講一個主題又常常跳針，每一段對話最後都是以「你這個人很難溝通耶」做結論的情形？我們在做溝通的時候，背後有大量的，從前的記憶在搞鬼，而我們常常不只是對當下所聽到的做回應。當某些特定的字被說出來或類似的情境發生時，我們其實下意識地會啟動那個字背後龐大的感知經驗，引發各種與現狀無關的情緒或直覺反應。

有的時候同樣的一句話，從不同的人嘴巴說出，我們會有全然不同的接受度。因為我們的耳朵聽到的不只是字面的語言，我們與這個發話者的共同記憶，兩個人關係中的連結，都會在每一段對話中引起作用，而讓我們決定能不能接受。同一個笑話，若是對好朋友描述，大概說到一半她就已經開始笑了。因為我們聽到的不只是笑話本身，而是下意識地聯想到所有我跟這個人的回憶，我們所共同經歷的一切，還有我對這個人的認知。同樣的，當我們不喜歡的人一張開嘴巴， 不管他講什麼之前，我們的心裡都已經翻了白眼。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成見（在心中事先已經形成的，對事物既定的見解），即使有的時候讓我們很難想像，我們會覺得好朋友的笑話這麼好笑，或是被一句無傷大雅的建議刺激到竟然是因為成見所引起的。不只是語言如此，我們的感官都是這樣在操作。味覺、嗅覺、視覺、聽覺，常常在我們還不自覺之下，就自己做了聯想，而有了好惡，儘管與現在發生的事物無關。對我來說德國小提琴家安娜蘇菲‧慕特的流浪者之歌是世界上最令人不悅的錄音了。整個高中時期我每天早上的鬧鐘，五點半由音響中傳出她那渾厚又堅毅的吉普賽旋律，把我從溫暖的被窩中不情願地挖起來，這一片傳奇的錄音便化身為我所有睡不飽的回憶。

這也是為什麼跟有些人很難溝通的原因。我們所做的表達，因為主動者與接受者的經驗背景不同，所以所理解的意象可能千差萬別。

我剛來德國報考學校的時候，全身的家當只剩下一個行李箱加上樂器。帶著破釜沉舟的心情，只買了單程機票。德國音樂院每一間考試的時間都不一樣，七八間學校一輪考下來，大概花了兩個月。這兩個月之中，好一點的情況是住在認識的朋友家裡，若考試的那個城市沒有熟人，便拎著行李箱投宿旅館。我和同行的好友，在不知道未來去哪裡，能不能一舉考上學校，有個落腳的城市的情況下，總是以最快速、經濟的方式處理生活上的必需品。就在這樣的前提下，兩個月中我們大概吃了一個半月的沙威瑪。

沙威瑪在德國非常的普及，平價、快速、隨地可吃的土耳其食品，在我們趕車，趕著去練琴、趕著去考試的空檔裡，變成最頻繁的選擇。從開始上學定居柏林到現在約十幾年間，我沒有再敢吃過沙威瑪。它成為了我那一段人生經驗的其中一個象徵，在我想起它的滋味之前，那一股令人窒息的，整個人生背在肩上的重量，就讓我噁心的作嘔。當然沙威瑪是無辜的，跟他的味道完全無關，沙威瑪在我心裡變成了充滿壓力，不知道下一站在哪裡，我該何去何從的意象。

剛開始在國外的日子，三不五時會到好友家小聚。酒足飯飽之後，朋友會拿出起司和紅酒。出國以前大學的時候，紅酒對我來說是逞能耍帥的工具，沒有所謂的味覺享受，而如臭豆腐般的起司更是敬而遠之。出國以後，在一次一次的聚會中，起司陪伴的，總是他鄉遇故知的喜悅，與心靈契合的對話。漸漸地，我會從市場自己購買起司和紅酒，在自認為浪漫的夜晚下，獨酌享用。我喜歡的大概不只是這些食物的味道，異鄉不是孤零零的感覺，可以有一個人傾聽與訴說的溫暖，一個家的意象，全部都滲進了這個味道裡，在一個人的夜裡變成了一種慰藉。

柏林上學的時候，因為教授是柏林愛樂的團員，而團員的學生可以借用練琴室練習，我幾乎每天都泡在柏林愛樂廳裡。學生的練琴室是在愛樂廳的樓下，像防空洞般的地下室，沒有窗戶，從一個沉重的鐵門打開之後，便是長長的樓梯下去。接連十幾個練琴室的長廊，每一道門推進去，都是整天窩在那裡練習，不見天日，愁苦的靈魂。開始工作多年之後，除了演出需要或是特別好的音樂會，我會到柏林愛樂廳以外，說來慚愧，那個愛樂者的聖地變成了我不自願踏足的禁地。

曾經在Discovery看到過一個實驗，非常的有趣。影片中隨機地在海邊對路人問路，然後工作人員拿著浮板經過，趁路人講話的當中，遮住視線，將問路的人掉包。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會發現，先前問路的與之後站在那裡的不是同一個人，即使是白人換黑人，男人換女人，大腦全部被騙，沒有發現有什麼異樣。

這說明了什麼？

我們常常看到我們想看的世界，大腦已經建構好的，幻想出來的圖像，而沒有辦法看到真實，對正在發生的原貌做反應。

前幾天我的手指不知道在哪裡被一根極細的鐵屑插到。鐵屑非常的小，小到沒辦法用針挑出來。過了幾天，被鐵屑插進的傷口痊癒了，但鐵屑被包在皮膚之內，隱隱約約地看的出來。每當不小心碰觸到沒有傷口的鐵屑藏身之處，還是會抽痛一下。

傷口有的時候並不是那麼顯而易見，我們的反應也不是毫無道理。於是就事論事在情緒處理與反應上變成一個非常難的課題。我曾經對於以前男朋友不接電話的情況非常敏感，找不到人的恐懼與驚慌是那樣的強烈，ㄧ顆心像掛在肉舖的鉤子上，要等到對方回電的時候心才能再放回來我的心室裡。我們常常因爲這個問題大吵，有的時候甚至我就索性關機，卻又忍不住偶爾開機查看對方有沒有瘋狂著急地留言道歉。直到對方有一次質疑：「我沒接到電話，有這麼嚴重嗎？」讓我開始慢慢去看到事情的原因。沒有人接的電話，在我的潛意識裡，是所有離我而去的背影。我被留在這裡，而他們的生命繼續。無助與不信任，擴大成一片遮天蓋地的烏雲，讓我看不到現在發生的事情，與從前的故事是那麼八竿子打不著干係。ㄧ直到最近的這幾年，因為慢慢建立的安全感與互信，這個不安便漸漸地消失了。

我理解到我的反應常常是對著我心裡的鬼抗議，抗議那些曾經發生過的種種傷害，而無視時間經過，對方變了，我也變了。開始書寫以後，開車有時頭腦裡會出現各種下次我想要記錄的課題，這幾年發現的自己。這個時候我會把車子停在路邊，把閃過的念頭記下來。書寫下來，攤開來，講出來，把刺到的針從心裡面挑起來，便不需要再緊抱，誤以為是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從而可以繼續，我便可以專心只對當下發生的路況做反應。

突然我理解到，這不就是我每天工作的內容嗎？每個禮拜有不同的指揮，帶著他們不同的詮釋、理解、弓法、句法、背景，然後樂團團員便以專業的知識，把指揮的想像變成聲音。團員們不能抗議：「可是上次我們是這樣演的。」每一場演出都是對之前的斬斷，沒有人應該眷戀昨天。就算是音樂會當下，有時指揮也會用手勢傳達與排練稍微不同的速度或些微地調整音量的平衡。身為大海中的一個小水滴，唯一應對的方法是保持彈性，只對當下做反應。於是同一首曲子可以一演再演，因為每一次的演出都有新的生命。

我正在學習。

Ivan Fischer是一個有著各式各樣奇特想法的指揮,他的其中一個新奇的點子,便是 "置身其中音樂會系列"。

點選連結可以看到Arte為這個音樂會所做的特輯,使用多台攝影機放置在樂團與觀眾之間,並使用了全球第一部360度攝相機,觀眾不再是被動的接受音響,而轉換成影片與音效的參與者：http://concert.arte.tv/de/mittendrin

事情發生在約莫70年前，離布拉格約一小時車程的波蘭小城Theresienstadt（泰瑞西恩城）1941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俗稱納粹）開 始將這個原本有3000人口的小鎮，規劃為猶太人集中區，自1942年起，納粹落實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開始將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丹麥，荷蘭各地 的猶太人送往泰瑞西恩城，做為送猶太人前往最終屠殺集中營的中繼站。
1941-1945年，約十四餘萬猶太人被送往該區，八萬八千三百餘人被轉繼送往其他集中營之屠殺場，其他1500餘人在俄國紅軍解放集中營後不久即死亡，十四萬人中，只有兩萬餘人存活。

小時候我覺得自己長的很矮，每天晚上做盡各種跳躍伸展，奇奇怪怪的動作來想辦法增高。身高沒有增長多少，力氣倒是白費了許多。現實，從來都不會是我們想像中的樣子，而我們總是對事情有更好的看法。如果我再瘦一點，再長高一些，彷彿我們確實知道，什麼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
而真實是，事情必須是如此，它的必然發生與現狀其中有我們的需要。即使有的時候與我們的想像不同，或者脫於常態，裡面仍有我們該去感激，學習如何去享受的那一面。我相信我們生命中遇到的所有狀況都是在讓我們學習如何處理問題的能力，還有自我探索的課程。

高中的時候，和幾個對文字有興趣的朋友有交換筆記的習慣。每天隨手多愁善感、無病呻吟地記下一些小的句子，常常為了選一個適當的字，在腦子裡面不斷地琢磨。當在思路裡面數以千計的詞彙中萬中選一地找到那個對的感覺的時候，心裡面的滿足與喜悅，實在很難用言語來形容。

在南義Puglia普利亞省首府Bari下了飛機後，我們便直接開往古城Matera。從柏林飛往Bari的飛機寥寥數人，可以看出觀光客對南義東岸旅遊的冷淡。二月初的義大利竟有18度的高溫，暖暖的冬日下我們開上空蕩蕩的公路，大約一個多小時便可以到達Matera。

 由於這次搭乘西班牙國航Iberia從柏林飛往里斯本的班機，我們把在馬德里轉機的時間拉到最長，而有將近一整天在馬德里市區觀光的時間。

哥本哈根，是一個來越多次，待越長時間，越會發現這個城市好美的潛力股。跟歐洲其他主流觀光都市不同，哥本哈根的市容，很少讓人有驚艷地拿起相機的衝動。她的美，具體地來說是一種生活態度。來到哥本哈根的人，大概第一個會注意到的是街道上大量的腳踏車。哥本哈根市中心有346公里的腳踏車道，50%的上班族不分四季晴雨，以腳踏車通勤，每天這個城市居民的總”腳踏量”高達120萬公里。

是什麼因素會讓民眾對騎腳踏車這件事如此的認同？除了腳踏車是一個幾乎免費的交通工具外，重要的是政府的態度，將腳踏車所需要的道路設備視為對國家有利的長期投資。

在哥本哈根市區你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現象，腳踏車道本身不是在大馬路上畫個兩條線加上一台腳踏車的圖案就算了。腳踏車道與汽車道中間以一條細細的分隔島，或甚至是一條公車專用道或路邊停車專用道分開，確實地隔絕了腳踏車與汽車爭道的危險。身為長期腳踏車族，最害怕的就是汽車們綠燈就猛然右轉。在這裡腳踏車的十字路口停車線在汽車之前大約5公尺，綠燈的啟動也先於汽車幾秒。降低汽車駕駛因右後方視覺死角發生意外的可能，所有的設計都是以腳踏車的安全性為優先考量。